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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迫害时代 一个哈萨克家庭的千里大逃亡

31 五月 2020 09:16

哈通社/努尔苏丹/5月31日 – 二十世纪初期前苏联的政治压迫时代,有一部分哈萨克斯坦人不堪忍受屈辱与迫害,举家迁徙逃亡。他们跨越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并最终定居在了阿富汗境内。安宁的生活了50年后,苏联军人的铁蹄再一次入侵了他们的家园。再度失去容身之所的这些哈萨克人,只能又一次开始迁徙,并在伊朗境内找到了临时的庇护之处。随后,通过向国际组织求助,他们获得了前往欧洲国家丹麦生活的机会。记者叶尔肯·巴伊哈布勒有幸采访到了这些人的后人、丹麦哈萨克文化中心创始人之一的艾克拜尔·阿尤比先生,并记录下了这段故事。

——艾克拜尔先生,丹麦哈萨克人是如何来到这个国家的?迁徙历史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大多数欧洲哈萨克人是通过土耳其迁入各国的。但您的父辈,是从阿富汗经伊朗直接来到丹麦的......

——我的全名是 艾克拜尔·哈吉·阿尤比。现在居住在丹麦。我将向您讲述我的亲人们亲身经历的、有关政治迫害和大迁徙的真实故事。

我们的家族来自克孜勒奥尔达州卡尔玛克什村或者它附近的某处。我的祖母回忆说:«村里的男性会带着羊群、皮革、毛毡前往奥伦堡,从那里的集市上换回茶叶、糖等村里人需要的东西。»





我的祖父名叫巴扎尔拜,小玉兹阿尤部人。曾在布哈拉城宗教学堂求学,在人民当中有着«毛拉巴扎尔»的名号。祖母名叫哈尼沙古莉,来自阿里穆部谢克特氏族。1930年开始,共产党红色政权开始清缴迫害富人和宗教神职人员,积极分子们活跃的开始举报«他是富人、他是毛拉»,也就是这个时候,祖父的一位好友某天提醒他«毛拉巴扎尔,你赶紧走,他们今晚就要来抓你了。»

当晚开始,祖父躲进了村庄外的一处只有祖母才知道的秘密场所当中,每天晚上,祖母会避过他人的耳目,为祖父送一顿饭。就这样,躲了整整一个月。这段时间里,祖母的嫁妆被一位近亲以«你们是富人!»为理由,抢去了。通过祖母,祖父向自己最信任的亲友传递了一起逃亡的信息。对于祖父母而言,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只要有一个人高密,他们就将面临牢狱之灾。

在约定的时间,祖父的亲人们举家逃离了村庄。在这段旅程当中,祖父的一位不知到底是兄长还是胞弟的、名叫塔坎的亲人,成为了旅伴,并且,因为塔坎没有后人,祖父在这段旅程中,将我的父亲过继给了他。祖父有一子一女。塔坎爷爷知道众人身后必有追兵,因此带着武器埋伏在了路上,并在三天后击杀了三名追兵(一名哈萨克人和两名俄罗斯人),带着缴获的武器重新追上了一路难逃的众人。

迁徙的人群为了掩人耳目,选择昼伏夜出的赶路,并想方设法从封锁道路的岗哨之前隐蔽的通过。为了避免孩子的拖累,许多人选择将自己的幼儿遗弃。当时,我的父亲只有3、4岁,而姑姑只有6个月大。祖父也打算遗弃父亲,但遭到了祖母的激烈反对,这才得以留了下来。祖母是一个刚烈的人,说一不二,我也见识过这位老人的脾气......在我后来前往哈萨克斯坦寻根之旅的途中,我曾在乌兹别克斯坦见到过一位近亲长辈,他向我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我们家族逃亡期间的故事。这位长辈告诉我,祖母的骑术甚至比许多男性都要高超。





在回忆往事是,祖母常常悲痛的提到,当逃亡的队伍渡过阿穆尔河时,有许多人被激流吞没了。祖母于1987年在伊朗趋势,当时我刚满14岁。除了祖母以外,父亲和母亲也常常和我说起逃亡的艰辛岁月。父亲在生病后坚持要回到哈萨克斯坦,并反复说«一定要将我葬在家乡»,最终他也如愿在家乡入土为安。

回到逃亡的话题上吧。路途非常艰难,饥饿的人们在路上有时只能挖草根吃,有些人因为吃到毒草而不幸死去。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叫乌什库杜克的地方,人们暂停逃亡,生活了3~4年的时间。后来,无法忍受红色政权的人们,又再度启程,越过塔吉克斯坦,最终抵达了阿富汗。由阿斯潘、阿尤、斯热穆、科特、萨尔卡斯卡部族组成的500多户人,派出了代表与当地的掌权者们交涉。

他们向当地的长老们说:«我们是穆斯林,从俄罗斯的掌控中逃离,请给我们居住的土地和房屋。»当地的长老们则告诉他们,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正在挖掘渠道,在那里,可以找到工作、金钱和饮食,还有土地。从来没有经历过当地酷寒的哈萨克人,在辛劳的工作中死去了很多。也有人认为,是饮水的问题造成的疾病导致了死亡。祖母曾告诉我,由于死者数量太多太频繁,他们曾在为一个死者准备的藏坑中,一同埋葬突然死去的其他同伴。后来,参加渠道工程的哈萨克人开始在阿富汗各地四散居住,不同于在伊朗的哈萨克人,阿富汗的哈萨克人始终没有聚居在一起,而是零散的生活在各处。我的祖父母选择了赫拉特作为新的家园。

这一时期,曾在哈萨克斯坦出现过的压迫开始在土库曼斯坦实施。历史上,土库曼曾有一位名叫汗朱尼叶特的可汗。他为了躲避苏联的压迫,逃到了伊朗境内。作为有较高宗教学识的神职者,而且又精通土库曼语言,祖父这一时期与土库曼高层人士交往甚密。之间又经历了许多事情,总之我们家族之后在阿富汗和平安宁的生活了50年的时间。


——在阿富汗生活期间,哈萨克人主要从事哪些职业?生活情况如何?语言和文化是否得到了保留?

——定居在赫拉特后,凭借语言天赋,以及经商的头脑,祖父从事商业活动,并通过各种生意赚到了不少钱,在市中心盖起了一栋大房子,并在周边盖了其他的住房,免费提供给几户哈萨克人居住。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祖父还成为了当地首个坐飞机去朝圣的哈萨克人。祖父的一位朋友甚至教会母亲缝制地毯,实际上土库曼人很少教外人这门手艺。后来这也成为了我们家族的生意。祖父1961年前往麦加朝圣时,还带上了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张地毯。1963年祖父去世后,父亲接过了生意,并继续做大。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哈萨克的习俗,在家中说哈语,在外说阿富汗语。

还记得之前提到的塔坎爷爷吗,那位伏击追兵并安全返回的勇士,在进入阿富汗的初期,他还曾从偷窃哈萨克人迁徙队伍牲畜的阿富汗盗匪手中,单枪匹马的夺回了被偷走的牲畜。这也是他的英勇故事之一。

——所以说,当苏联军队1980年进入阿富汗时,你们仍然生活在那里。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苏联军队进入之前,阿富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国家?国内问题为何突然激化了?在那场动乱之后为何阿富汗再也没能恢复平静?

——总体来说,阿富汗是一个受宗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开办大学,从事科研,甚至通行火车,都被认为是其他宗教的行为而受到社会的抵制。不过随着人们前往邻近的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务工,见识到了文明社会的面貌。慢慢的,国内开始出现了政治党派,并着手在阿富汗进行改革。国内出现了三大势力,主要是受苏联共产党影响的一派,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一派,以及受英国等西方国家影响的一派。其中受苏联影响的派别发动了革命,并最终引来了苏联红军。

那时圣战者们开始强拉青年人入伍,他们几次来到我们家里,想要带走我的两个哥哥。我的大哥拉斐尔是喀布尔大学毕业的首批哈萨克学生,当时经常阅读针对外国哈萨克人出版的哈萨克斯坦报纸《曙光》。因此,有人污蔑他与苏联政府有联系。由于父亲经常在边境口岸做生意,因此在官方有些熟人,通过打点,将哥哥一家送去了伊朗。

这段时间,家里两次遭到了洗劫,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财物。连家中的三把手枪也被人抢走了,境况越发糟糕。1981年,我们低价贱卖了祖父修建的大宅子,举家向伊朗迁徙。在伊朗,为了生活,我们从事了许多行业的工作。大哥是有学识的人,眼界广阔,他联系上了在伊朗的国际组织,为家人拿到了前往德国的名额。但由于一些原因,最终在1985年迁往丹麦而非德国。在伊朗的戈尔甘市生活时,哥哥还经常设法从当地市政府手中拿到食品券,并将其分给周边的哈萨克同胞,尽可能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帮助。

大哥在迁居丹麦后,将二哥、我还有妹妹都一起带了过去。我的一个姐姐在伊朗结婚,并留在了那里。1993年后,从阿富汗迁居伊朗的哈萨克人有一大部分又搬到了土耳其。

——艾克拜尔先生,您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时,还是孩子,求学的过程想必也挺艰难。完整的教育,是在来到丹麦以后才完成的,是吗?您学习了什么专业?目前从事哪种职业?

——来到丹麦的时候,我15岁。当年开始参加语言学培训班。17岁的时候,才真正进入了学校学习。在这之前,由于阿富汗的战争,以及伊朗生活期间的条件所限,我都没能按照正常的年龄入学。虽然当时还是孩子,但必须工作,谋生,挣钱养家。特别是从阿富汗来的人,伊朗学校是不招收的。来到丹麦以后,除了学习本地语言以外,我还要在面包房打工挣钱。三个月以后,我的丹麦语水平达到了可以日常对话的程度。从8年级开始,我得以进入学校求学。对于从来没有上过学的我而言,学校的课程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有些课程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在入学后,我对知识的渴望被唤醒了,不顾昼夜的开始学习。虽然因为落下了太多,成绩并不高,但我最终仍然顺利的以不错的成绩毕业。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了技术专科学院深造并拿到了专业技术人员资质。在丹麦,技校毕业的学生需要进行一年的社会实践,或前往外国工作。

1994年,我来到了哈萨克斯坦。这是因为,1991年,名叫玛纳什·科兹巴耶夫的院士曾到访丹麦,当时他是哈萨克斯坦国宝«金人»在丹麦展出项目的负责人。大哥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并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于是嘱咐我联系这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客人,想在家中招待他们。由于不知道他们住在何处,我决定从市中心开始寻找。在路上,我偶然注意到一位长相像是哈萨克人的长辈,便走到他的身边,用英语询问«请问现在几点了?»

那位先生一时有些慌张,显然不会说英语,于是当我向他告知自己是哈萨克人时,他立刻开心的拥抱了我。我们就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很快熟络起来,他没有立刻跟我回家,而是跟我约定了在酒店附近见面的时间。在约定的时间,我开车到他们酒店旁,将玛纳什·科兹巴耶夫大哥和另一位先生接回了家。在我寻找这些哈国客人的同时,父亲嘱咐大哥去宰羊。由于住在城市里,哥哥专门到乡村去,买了一头羊宰杀后带了回来。在丹麦的土地上,我们用最传统的哈萨克大餐宽带了来自故乡的客人。宴席上,父亲与两位哈国长辈进行了长谈,而他们关于哈萨克斯坦历史的讨论深深地吸引了我。从那天开始,对哈萨克斯坦的兴趣愈加强烈。当时,玛纳什大哥问我父亲有什么心愿时,父亲指着我说,我的儿子将来会去哈萨克斯坦,希望你到时候为他介绍一个哈萨克姑娘......





1994年,我从技术学院毕业,并正好在报纸上看到了丹麦与哈萨克斯坦联合捕捞咸海渔业的计划项目。该项目计划两国合作开展在咸海地区的养殖、捕捞和技术设备相关合作。我立刻联系了项目的负责人,表示了参与的意愿。随后,作为9人小组的一员,1994年,我第一次踏上了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临行时,为了不空手而来,我专门带上了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和科研方面的最新书籍,并将其捐给了哈萨克斯坦阿拜师范大学。当时的阿拜大学副校长卢布丽娜夫人希望我能为学生们做一个关于丹麦的讲座,于是,我向大约300名学子介绍了丹麦的情况。后来,我和这些大学生们相处甚好,并遇到了一生的挚爱、我的妻子和我孩子们的母亲——莱拉。为了等待莱拉毕业,我又在哈国多生活了2年的时间。

我在求学期间也兼职打工,并积攒了1万美金的积蓄。在哈国的2年时间里,我正是靠着这些积蓄生活并最终结婚的。

2年的哈萨克斯坦生活经历,也改变了我成为工程师的理想。当时哈萨克斯坦的经济非常糟糕。1996年回到丹麦后,我考入了奥尔胡斯经济大学,这是丹麦和欧洲的一所知名高等学府。深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增长学识,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自己的力量。但毕业以后,我没能再回到哈萨克斯坦工作,因为这需要我放弃丹麦国籍,入籍哈萨克斯坦。但此时,我的家人都已经身在丹麦,我不能丢下他们独自离开。随后,我进入了有1.4万员工的Grundfos公司,并在其中工作了4年的时间。

2009年,Grundfos公司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分公司,我为此付出了不少工作。分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营业额达到了1100万美元,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太少了。在和上司讨论后,我决定前往哈国分公司担任领导职务。但由于领导层的变动,继任的上司没有继续支持我的计划。随后,我跳槽到了Vestas公司的销售部门担任分析师。2017年,我接到了迪拜的工作邀请,并开始在那里工作。回到丹麦后,我加入了Siemens公司,目前在该公司总部工作。

——您是丹麦哈萨克文化中心的创始人。目前在丹麦总共有多少哈萨克人?你们经常见面吗?与历史祖国的联系如何?

——在丹麦,人们经常参与各类社会事务。2005年我们创立了哈萨克文化中心并使其成为了合法机构,与欧洲哈萨克文化中心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经常参加欧洲哈萨克人大会,积极组织社会活动。现在中心的工作由我的一个弟弟主持,我主要参与欧洲哈萨克文化中心的工作。

目前在丹麦,除了我们一家以外,还有大约十几个哈萨克家庭。全部大约60多人。从哈萨克斯坦移民丹麦的人大约有300多,我们认识其中的50多人,并常有来往。

我们经常在世界哈萨克人联合会框架下,组织文体活动。3年来,我们在德国、比利时举办了纳乌鲁兹节庆祝活动。今年原计划在德国举办,不过因故延迟到了明年。在欧洲的许多哈萨克人之间,联系不是很紧密,而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加深同胞之间的联系,并让后辈们了解自己民族的传荣文化知识。

欧洲哈萨克人与哈萨克斯坦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我们经常组织相关活动,为哈国需要的行业和领域提供自己的帮助。

—— 感谢您接受采访!











【编译:木合塔尔·木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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